下面是范文網小編收集的人性修養(yǎng)3篇(人性的自我修養(yǎng))，供大家賞析。
人性修養(yǎng)1
人性
遠走他鄉(xiāng)的游子，在夕陽中與母親作別，那是一種留戀，是一種人性的溫暖。
賽場上不顧一切，揮汗如雨的運動員，為實現(xiàn)自己的夢想而拼搏，是一種人性的激情。
愛斯基摩人在白茫茫的極地行走，捕食，生存，那是一種人性的純潔。
人性，很美！
人性之美，是滌蕩世俗塵囂后的透明、純真。
記得曾經看《安徒生童話》，那是一部闡述人性的巨著，于是，我懂了，原來連街頭的妓女曾經也是渴望抱著可愛的布娃娃；那個半夜被父親從鳥籠里揪出來泣不成聲的孩子，其目的只是想親親雞媽媽；還有那個小姑娘，在得到自己夢寐以求的新衣服時說的第一句話竟然是，要是鄰居家的小狗狗能看到我穿得這么漂亮就好了！一切，無不在體現(xiàn)著純真的人性。
人性之美，是與自然的和諧，對生命的熱愛。海子說，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一種豁達，頓時穿越了時空；而李白則多了一份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憂傷；蘇軾在高歌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渴望報國但壯志難籌；而毛澤東更是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人性之美，是對生命的本質理解與自如進退。
每次回家，小區(qū)的管理員都會對我微笑，我感覺很溫暖；公交車上，和孤獨的老人隨便寒暄幾句，他會感到快樂；朋友的孩子穿了新衣服，就別吝嗇你的幾句夸贊；火車站里，看到別人大包小包，就別讓人先過；中午排隊買菜，學會靜靜地等待，給別人留一份安靜；下雨了，即使和陌生人同撐一把傘，有何妨？
人性的美，是能處處為別人著想，帶給旁人快樂，讓人舒服，就讓人性的光輝在我們身邊閃耀，讓我們將自己的心放開，勇敢地去接受別人，也勇敢地接受別人的愛。
用心地去生活，用心一點，再用心一點
點評：
作者的開篇很有表現(xiàn)力，發(fā)散很開，但又緊扣話題，造成先聲奪人的效果。這是本文獲取高分的重要因素。同時，三個分論點的設置也見匠心，還有關于閱讀《安徒生童話》的一段心得體會也寫得很真切，很細膩，極易獲取評卷老師的好感。
人性修養(yǎng)2
人性，從來都是一個溫暖的字眼，也是一個復雜的嬗變。為了詮釋它，有的人用手接住生命，托住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傳統(tǒng)美德；有的人以賣羊肉串捐贈的方式激蕩起向善的漣漪；也有的人，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踩下剎車，以一人的犧牲換來了二十六人的存活。
六月初的杭州，西湖的荷花含苞待放；但今天，比荷花更讓整座城市動容的，無疑是“吳斌”這個名字。這位杭州客運司機，在滿載乘客駛入無錫到杭州的高速不久后，被突然飛來的物體砸傷肝臟，就在垂危之際，他強忍劇痛，用40秒鐘完成了一系列安全停車動作。挽救了全車人員生命后，自己卻離開了我們。
40秒，這是一個短暫而漫長的時間。短暫，因為匆忙得甚至來不及思考，相對于26個人之前的生命總和，這個時間的確太過單薄。漫長，因為這個足以做出本能反應的時間，傾注了吳斌司機一生的人性修養(yǎng)，更是26個人生命的疊加組合。在最后這40秒，一個司機慟然犧牲，一座豐碑巍然屹立。
這座豐碑，是一座精神的豐碑。奉獻、敬業(yè)、博愛、責任，這些詞匯鐫刻其上。當他英勇獻出生命，積極保全別人的時候；當他勤于本職，從未接到顧客投訴的時候；當他沒有做出關于自己的選擇而顧及乘客的時候；當他彌留之際，心頭放著“司機”二字的時候??????我們很難界定當時的情形，但我們確切知道的是，吳斌司機真的這么做了，然后這些可貴的精神在他身上閃爍，而這些閃爍匯聚，汩汩流出，就是一條浩蕩前行的精神長河。
這座豐碑，是一座人性的豐碑。人性，是在一定社會制度和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是從根本上決定并解釋著人類行為的那些人類天性，它讓我們追求著真善美?！白蠲浪緳C”那一系列安全停車的動作，那舍己為人的高尚情懷，那憑著強大的意志力忍痛支撐起的舉動，和那來自心靈深處對生命的敬畏，無不充滿著人性的光芒。這光芒不強烈刺眼，卻足以溫暖整個世界。他用這座豐碑告訴我們，人性從來沒有缺失，即使在道德淡漠的今天。
這座豐碑，是人民給予英雄的口碑。如果說精神和人性能影響社會發(fā)展，那一定是它們轉化成老百姓的贊譽?！拔逡粍趧营務隆?、“愛崗敬業(yè)駕駛員楷模”、“革命烈士”，這些榮譽是國家對吳斌司機工作和生命的高度肯定。更重要的是，群眾對英雄逝去痛惜不已。杭州市民自發(fā)前去送別吳斌司機，情滿西湖，淚灑錢江。這是來自老百姓的悼念與呼喚，悼念生命逝去的同時，呼喚社會的至善至美。
是啊，真善美的實現(xiàn)需要吳斌司機身后的每一個我們。這是豐碑存在的最大意義。樹立“最美司機”的精神與人性豐碑，就是要讓這樣的品質內化成切實的行動，就是要讓社會因此而更加溫暖。
作為一名青年學生，更要有感于吳斌司機的事跡，更要見之于平凡生活的行為。在紀念建團90周年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希望廣大青年“堅持高尚品行。把自覺的道德養(yǎng)成、積極的道德實踐緊密結合起來，提高品德修養(yǎng)，弘揚傳統(tǒng)美德，倡導新風正氣，用高尚的道德行為推動全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我們更要多做實事好事，用行動傳播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公德，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風尚。
對于我們青年而言，精神與人性都關乎價值觀。價值觀，是一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事物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我們對價值觀的選擇，決定了我們生命的寬度和厚度。當全省“我們的價值觀”大討論正如火如荼開展時，吳斌司機的先進事跡，作為價值觀的豐碑，給了這個命題具有時代氣息的最佳注腳。
討論之后，富有意義的是實踐。在感慨于“最美司機”的事跡后，我會更加敬畏生命，更加奉獻社會，更加不怕犧牲，踐行正確的價值觀，讓這座豐碑走進自己的內心，并在心靈的枝頭灼灼其華。
最美麗的司機，這個平凡而偉大的稱呼，杭州客車駕駛員在行車途中突遇車前飛來的不明物體砸向了擋風玻璃，穿透砸在了自己的胸脯，劇烈的痛通好不畏懼，正定自若，完成了停車的準備。二十多條生命沒有受到一點驚嚇和威脅，受到了國人和遇難不見難人民的敬佩。
這是一種是么精神在鼓舞著吳斌，這是一種無私奉獻的人道主義精神，這是一種一個客車駕駛員職業(yè)道德的反映，這是一種職業(yè)責任的呼喚，這是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具體體現(xiàn)，用自己的實際工作，實現(xiàn)了人生價值理論。
比金子還要貴重，用金子是買不到的人心；
拿著我們平凡人吳斌的人心，和他的無私奉獻的人道主義精神，看看我們目前一部分貪官的滅絕人性的茍且偷生，每天站在臺上，冠冕堂皇，好話說絕壞事干盡，強奸幼女，霸占學生，貪圖安逸，口里喊著人民，切內心 想的花天酒地紫醉金迷的墮落生活方式。他們的惡賴行經和最美的司機吳斌相比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可憐，所以我們的國人在大力弘揚英雄的時候，要堅決拿起反腐敗的工具，來檫飾健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肌體，讓國旗在中國大地上飄得更高。
2012年5月8日，有一名普通的女教師，她面對失控沖向學生的大客車，奮力推開身邊的學生，自己卻被卷入車輪下，造成全身多處骨折，雙腿高位截肢。她叫張麗莉，28歲，不是黨員。
2012年5月18日，有一名普通的戰(zhàn)士，在哈爾濱火車站附近的一家面館突發(fā)燃氣泄漏爆炸時，忍著被燒傷的劇痛，三闖火場排險救人，消除再次發(fā)生爆炸的危險，自己卻被嚴重燒傷。他叫高鐵成，24歲，是個黨齡不長的新黨員。
2012年5月29日，有一名普通的司機，他在被從車外飛進的鐵塊砸傷后，忍受著劇痛，用76秒的時間，完成了靠邊停車、拉手剎、打開雙閃燈等一整套保障安全動作，及時疏散車上24名乘客，自己卻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他叫吳斌，48歲，不是黨員。
短短的一個月時間，涌現(xiàn)出了中國最美女教師、最美戰(zhàn)士、最美司機三位平民英雄，他們不是黨員或只是黨隊伍中的新成員，他們與眾多老百姓一樣過著普普通通的日子，可他們卻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換取了他人的平安，用鮮血書寫了最美中國。
對于他們的事跡，大家早已耳熟能詳，我不想重述那些驚心動魄的細節(jié)，也不想探討他們面對危險時的真實想法，更不想提及事發(fā)過后的慘痛結局，因為我相信，他們當時的行動完完全全源于心中的那份愛，完完全全出自人性的本能，我想，他們不會為自己救人的行為而后悔，如果再有一次，他們依然會如此。
舍己救人、無私奉獻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它被中國人傳承了幾千年、歌頌了幾千年，無論在什么年代什么地點，即使是在經濟利益占據(jù)高位傳統(tǒng)觀念搖搖欲墜的今天，依然有無數(shù)的人用實際行動彰顯著華夏民族精神。當今，我們學習雷鋒、學習郭明義、學習楊善洲、學習這許許多多的“最美”，殊不知，善舉和道德不是學習來的，它本該是一個人最基本的品性，對于共產黨員來講，應該用更為嚴格的標準要求自己，身先士卒，為黨和人民無私奉獻。
也許我們一生都不會遇到汽車失控、燃氣爆炸、交通意外這樣的危難，可我們一定會經常遇到孕婦車上無座、老人發(fā)病、兒童失學、病人急需輸血、貧民無錢醫(yī)治等等這些需要關心和幫助的事情；也許我們一生都沒有機會沖進熊熊燃燒的火場、即將倒塌的房屋、失控的車輛搶救人命，可我們一定有許許多多的機會去扶起摔倒的老人、為老弱病殘孕讓個座、支援失學的兒童、無償獻血、為貧困者捐款捐物。所以，最美未必非要用鮮血和生命書寫，我們的每一個小小善舉，每一次向他人伸出的援助之手，每一句撫慰和關懷的話語，都是在書寫人性最美的一面。
讀到他們的英雄事跡，我們會潸然淚下；看到他們被摧殘的身軀，我們會感同身受；想到他們花一樣的年紀和美麗的容顏，我們會心痛會挽惜。作為旁觀者的我們，究竟要如何去關心他們，去幫助他們，去學習他們？
答案只有一個，去行動！
網上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平凡的堅守往往給人最多感動，無言的善舉可以照亮整個夜空?！惫伯a黨員不僅要被感動，更要去感動人；不僅要學習人，更要被學習。一顆星會被黑夜淹沒，而無數(shù)顆星會照亮整個天空。身為共產黨員的我，要做群星中那亮亮的一顆，與周圍那許多散發(fā)著最美光芒的星星作伴。
人性修養(yǎng)3
一、人性問題概要人性是支撐文學發(fā)展的重要基礎,透過人性的歷史變遷,我們可以清楚地描繪出文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結構。關于什么是人性的問題,理論界有頗多的爭議。筆者認為,人性絕不僅僅是一個生物學上的概念,它更是一個歷史性的概念。它體現(xiàn)著人類通過實踐,在與客觀世界發(fā)生必然關系時的不斷發(fā)展行程,即從物質方面體現(xiàn)著人類不斷由必然走向自由的人性的歷史變遷,也反方向地體現(xiàn)著文學不斷豐富與發(fā)展的過程,從精神方面印證著人類所走過的實踐歷程,體現(xiàn)著自然不斷人化以及人類自身不斷完善的過程。人性的問題,首先是一個自然性的問題,即人為了生存,必須首先解決吃、穿、住、行等方面的現(xiàn)實問題與生理需求。然而,人性的這些自然性問題的解決又不能完全在一個生物學層面上來完成,人的現(xiàn)實存在,決定了它必須在社會領域中來完成。因此,人性的問題又是一個社會性的問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品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在物種關系上,馬克思指出:“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1]在社會關系上,馬克思指出:“人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xiàn)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盵2]人性中的自然性又可分為人性的生物性與人性的個體性;人性的社會性又可進一步區(qū)分為人性的現(xiàn)實性與人性的群體性兩部分。人性的現(xiàn)實性在不同的社會形態(tài)下,又呈現(xiàn)為不同的形態(tài),表現(xiàn)為不同的內容。比如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社會性又表現(xiàn)為階級性。但這并不等于說,在階級社會中,人性的社會性就完全等同于階級性,并進一步把人性與階級性劃等號,因為人們的社會實踐和社會生活是多方面的,各種矛盾和關系是錯綜復雜的,因而不同的甚至根本利益互相對立的階級,由于生活在同一社會里,不可避免地有互相滲透的一面,有時為了各自的生存和發(fā)展,也會出現(xiàn)在利益上的某種妥協(xié)。另外,從精神方面來看,各種思想內容也具有階級性,但同時又具有相對獨立性,這具體體現(xiàn)在對“共同美”的認同上。所以說,在階級社會中,人性不能簡單等同于階級性。從理論上講,人性的自然性與人性的社會性是一個辯證統(tǒng)一的關系,人性的自然性與人性的社會性95在實踐的基礎上,實現(xiàn)著對立統(tǒng)一。人性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礎,它是人從事社會實踐活動的客觀基礎,而人性的社會性則是人性的自然性得以實現(xiàn)的現(xiàn)實基礎。從歷時性上講,人性的自然性向著社會性不斷發(fā)展,體現(xiàn)著人類邁向更高階段的歷史行程;從共時性上說,人性的自然性與人性的社會性是相通的,兩者在社會實踐的前提下得以相互勾通。進言之,人性的自然性的實現(xiàn),在現(xiàn)實社會的層面,它必須依賴于社會實踐,反過來,人性的社會性的實現(xiàn),最終也是為了人性的自然性的完成,特別是人性的個體性的完善與發(fā)展。在社會實踐領域中,人性的自然性得到不斷提升,使人越來越遠離了動物界,使人由被動地適應自然,轉向主動地改造自然。在這個實踐活動中,自然界不斷地人化,而人自身也不斷地社會化。由于人性的自然性與人性的社會性之間量的變化,導致人性在不同時代,呈現(xiàn)為不同的景象,反映在文學中,就是“文學是人學”概念的不斷修正與變化。從本質上講,文學的對象就是表現(xiàn)人——人的現(xiàn)實生活、人的心靈世界。正如錢理群所說:“文學研究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研究?人?(研究作家其人,又通過作家的作品研究社會、歷史上的人)嗎?不理解人,又算得了什么研究呢?”[3]但由于在不同歷史時期,文學所處的地位不同,這就決定了人性內容的差異。從總體上講,在中國文學中,人性總是處于不斷動蕩之中,它往往受不同時期政治思想的影響,呈現(xiàn)為復雜的態(tài)勢。在不同歷史時期,人性內部的自然性與社會性,總是處于矛盾對抗之中,人性在文學中總是處于一種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它表明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曲折歷程。
二、人性在中國文學中的流變人性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是一個逐步消失的過程。在中國古代社會,個人與社會的矛盾,是以犧牲個人的尊嚴與人性來實現(xiàn)和解的。于是,個人的價值需要借助于社會或者是團體來
加以表明;個人的自由與個性的張揚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社會的需求,“文以載道”是這種觀念在文學中的集中體現(xiàn)。中國古典文學中,由于社會理性化的加強,“存天理,滅人欲”觀念的不斷強化,人性中的自然性與社會性處于分裂狀態(tài),一方面是以倫理綱常來壓抑人的個性,人性的自然性,人性中的社會性在文學作品中,處于無活力的狀態(tài);另一方面,又是人性的自然性,特別是生理本能的畸形發(fā)展。盡管人們把《金瓶梅》說成是通過“性”描寫,來揭示封建社會走向消亡的必然性。但當我們把《金瓶梅》還原回中國古代社會后,將會發(fā)現(xiàn)這種對“性”的描寫,決不是簡單地張揚個體性,對封建制度的另一種反抗形式,而是把人的自然性完全放在了生物性上,即人的生理本能上。這種人性的描寫,與其說是一種社會進步,還不如說是一種倒退更為貼切。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大批仁人志士在向西方學習,以圖振興中華民族時,他們注意到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對人性的壓抑。于是,他們從西方的民主思想吸取了創(chuàng)作的靈感,提出了人性與人道主義思想。他們在文學中提倡個性解放,抒發(fā)情感,并以此為契機,恢復人的自然性,特別是個體性。20世紀的中國文學界,“人性”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資料,人性始終與文學交織在一起。文學與政治在不同歷史時期,保持距離遠近的差異,導致了人性中的自然性與社會性在文學中處于一個不斷變化之中?！叭绻?世界文學?作為參照系數(shù),那么除了個別優(yōu)秀作品,從總體上來說,20世紀,中國文學對人性的挖掘顯然缺乏哲學深度。陀思妥耶斯基式的對靈魂的?拷問?幾乎沒有。深層意識的剖析遠遠未得到個性化的生動表現(xiàn)。大奸大惡總是被漫畫化而流于表面。真誠的自我反省本來有希望達到某種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倫理的層次上。所謂?普遍人性?的概念實際上從未被本世紀的中國真正接受。與其說這是一種局限,毋寧說這是一種特色。”[4]這種情況的出現(xiàn),一方面說明了我國文化缺乏自省能力,即便有,也是把自省簡單歸結為倫理的自我剖析,并上升到一定的政治高度來加以認識;另一方面則說明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人的文學,由于外在的政治、倫理、經濟等一系列因素的阻擋,而使其失去了進一步深入到人的心靈世界的作為。這種文學的表征是以人性的社會性因素不斷強化,而自然性因素逐漸退縮為標志的。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面目出現(xiàn)的,它揭開了新世紀文學的嶄新一頁。在這一頁中,到處是大寫的“人”字,人性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的第一要義。正如郁達夫所言,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就在于“個人”的發(fā)現(xiàn)。周作人是這一時期提倡人性論的重要代表。他在1918年發(fā)表了《人的文學》一文,此文全面論述了他對人性的理解。他以進化論為依據(jù),提出了人性的定義:獸性與神性結合起來就是人性。這種獸性就是人的動物本性;神性就是以兼愛為中心的人道主義。他進而認為,人生的目的就是偏重于發(fā)展這種神性?；谶@種認識,他提出了“人生的藝術派文學”,其目的意在強調“為人生”和“為藝術”兩大文學派別的共同理論趨向,即反對封建主義、提倡個性解放、強調情感的自然流露、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周作人進一步提出,我說的人道主義,就是立足于個人基礎之上的人性。我們大談人道、人性,其首要的一點就是要有人的資格,由此而生發(fā)出的是“個性解放”要求?！皞€性解放”的提出,徹底改變了傳統(tǒng)中國文化所強調的、古典文學所塑造的那種以家族為本位的專制社會機制,而代之以個人為本位的民主社會機制。從某種意義上講,個人的發(fā)展,人道主義的興起,是五四運動的最重要貢獻之一?！盀槿松囆g”與“為藝術而藝術”這兩個重要派別的出現(xiàn),是五四時期在文學領域中提倡人性與人道主義的重要成果。在創(chuàng)作方法上,“為人生而藝術”主張現(xiàn)實主義,“為藝術而藝術”強調浪漫主義。從表面看,兩者有很大區(qū)別,但在提倡人性與人道主義的主張表現(xiàn)情感、鼓吹自我意識覺醒等方面,兩者卻是驚人的一致。盡管“為人生而藝術”派別強調文學藝術的社會作用,但這與中
國古典文學中的“文以載道”觀點,是有明顯區(qū)別的,它并不要求文學實現(xiàn)教化功能,而是主張文學要以情感人,從文學的角度提倡個性解放,恢復人的尊嚴與價值。從人性和諧發(fā)展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文學主張,更多地強調了人性中的自然性方面,而在自然性方面,更注重個體性張揚的問題,這看似是對人性中自然性的強調、人性中社會性的削弱,而實際上,這種作法是對中國古典文學中無視人性的一種矯正,他們希望用個性的張揚來實現(xiàn)民主與科學的主張,使國家走向強盛。因此,人性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的作用,是積極的,它對于恢復文學的本質特征,實現(xiàn)文學在社會中的作用,都是有積極意義的。從30年代開始,由于當時國內激烈的階級斗爭,人性、人道主義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受到很大影響。五四新文學運動所提倡的個性解放、尊重人權、抒發(fā)情感等藝術主張,在殘酷的斗爭面前失去了其藝術的魄力與存在的現(xiàn)實基礎,這時的作家必須從“人性論與人道主義”的圈子中走出來,不同政治利益,要求他們選擇自己的隊伍,他們必須走出個性主義的圈子,投入社會的懷抱,跨越“愛情”、“憂愁”的門檻,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于是,人性中的自然性被社會性所淹沒,生物性與個體性被現(xiàn)實性與群體性所取代,最終階級性代替了人性。文學必須為政治服務、為戰(zhàn)爭服務,成為文學得以生存的重要交換條件。隨著階級斗爭的日趨激烈,那種游離于政治之外的文學已經很難再生存下去,與此相關聯(lián),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浪漫主義變得不合時宜了。
應該說,當時國內激烈的階級斗爭,其目的就是為了爭取更多的人權,更大的自由。人們在獲取更大生存權的前提下,個性自由得到極大的發(fā)展,在更高層面上實現(xiàn)人的價值與人生意義。從理論上講,這應該是五四新文學運動所提倡的個性解放、精神自由的主張,在更高層次的進一步發(fā)展。五四新文學運動理論的提出,在當時還缺乏其必要的生存基礎,這些理論主張還僅僅是縈繞在具有民主意識的知識分子心中的夢,在現(xiàn)實中,這些夢還有難以實現(xiàn)的社會基礎。可代表未來社會發(fā)展方向的共產黨人所從事的事業(yè),恰恰為這些夢想的實現(xiàn)尋找到現(xiàn)實的基礎,為人的全面發(fā)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因此,共產黨人所從事的解放事業(yè),正是在更高層次實現(xiàn)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理論主張。然而,由于人們對階級斗爭的無限夸大,階級意識的不斷強化以及其使用范圍的不斷擴大,人性論就完全被階級性取代了,文學成為階級意識表現(xiàn)的工具。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除重點批判了超階級的抽象人性論之外,還著重批判了個人主義。毛澤東強調:“有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脫離人民大眾或者反對人民大眾的,他們的所謂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因此在他們眼中,無產階級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現(xiàn)在延安有些人們所主張的作為所謂文藝理論基礎的?人論?,就是這樣講,這是完全錯誤的?！泵珴蓶|提出的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的口號,雖然是在特定戰(zhàn)爭環(huán)境下提出的,但它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文以載道”是相吻合的,并很容易被人們所理解與接受。于是,它借助于政治力量,逐步成為文學藝術的指導思想,并作為評價文學藝術作品優(yōu)劣的惟一標準。這時作家們?yōu)榱苏紊?竭力克服掉自己頭腦中的個性意識,從原來要求文學獨立的殉道者,變?yōu)閺膶儆^念的倡導者與捍衛(wèi)者。人性的集中表現(xiàn)是階級性,階級性的集中表現(xiàn)是黨性,這種觀念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規(guī)則。從30年代到50年代,解放區(qū)及建國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學作品出現(xiàn)了圖解政治,成為黨的路線方針與政策的傳聲筒。在這些作品中,人的群體性淹蓋了人的個體性,人的社會性取代了人的生物性,人性已經完全被階級性所取代。在現(xiàn)實中,無視人的權利、人的利益等問題,深深影響了這時期的文學作品,反過來,文學作品的創(chuàng)作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觀念。以階級性取代人性的作法,對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許多負面影響。由于它本身的審美本質已經被社會功能、認識功能代替,從單純?yōu)檎畏盏膶嵱媚康某霭l(fā),文學已經失去它所應有的本質特征與社會效果,這種現(xiàn)狀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1957年巴人在1月號的《新港》上發(fā)表了《論人情》,錢谷融在1957年7月號的《文藝月刊》上發(fā)表了《論
“文學是人學”》的文章。這些文章所表達的一個中心思想就是:肯定人性和人情在文學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反對那種公式化、教條化的文藝思想,要求文學的對象是人,文學創(chuàng)作要注重對人的內心世界的挖掘,要注重人類靈魂的塑造。然而這種合理的要求,由于眾所周知的歷史原因,不僅沒能得以在文學中實現(xiàn),而且這些主張的倡導者,卻受到了非人的折磨。這些人性主張的殉道者,為了捍衛(wèi)文學中的人性,以及現(xiàn)實中對人的尊重,自己卻失去了做人的尊嚴。從這一時期到70年代末,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成為文學作品的主要創(chuàng)作方法。然而對現(xiàn)實主義的政治化理解,又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原則的合理發(fā)展。這時的文學作品中,人性中的自然性已經完全消失,社會性也被階級性所取代,階級斗爭成為文學社會性的重要表現(xiàn)內容。而失去個性、個人情感、人類生理需求的文學,也失去了生活的現(xiàn)實基礎,在政治的擠壓下,文學日益喪失了它作為文學的品格,也失去了它鮮活的生命力,變得衰竭枯萎。70年代末,隨著撥亂反正的開始,人們在痛定思痛之余,開始反思我們所走過的道路。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人們開始重新發(fā)現(xiàn)人的存在,發(fā)現(xiàn)了被摧殘的人性之花。于是,《班主任》、《神圣的使命》、《傷痕》、《大墻下的紅玉蘭》等一大批反映人性與人道主義思想的作品,推動了文學中的人性的復蘇。作家提出了人性中不僅有人的社會性,而且還有人的自然性,在階級性之上還存在著人類之愛這種“共同美”的問題。文學理論界關于“主體性”問題、“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成為思想解放的重要成果,人生意義與人文價值進一步受到了人們的關注。文學創(chuàng)作實踐又影響到理論上對人性論的探討。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成為人們研究人性論與人道主義的理論根據(jù)。在這里,人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馬克思主義也是關注人的,并不僅僅提倡階級斗爭。一時間,自由、異化、人性、人道主義成為思想界爭論的焦點。針對過去極左路線中,文學創(chuàng)作全面否定人性、人情的現(xiàn)象,人們深深體驗到,不找回人的自由與價值,文學就不能振興。文學理論的探討,進一步促進了文學的創(chuàng)作。在文學的反思過程中,文學開始步入自覺階段。于是,人的價值、人的力量、人性之美,都在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與戴厚英的《人啊,人》一起的,還有《人到中年》、《北方的河》以及王蒙的意識流系列小說等作品,從創(chuàng)作上實踐了這一理論成果。這些作家已突破政治情感的傳統(tǒng)寫作模式,把目光更多地轉向了個體以及個體的心靈世界,提出了社會如何關注個人的生存,以及他們的人生價值如何實現(xiàn)等過去忽視的問題。這一時期,張賢亮的性愛作品(《靈與肉》、《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通過人的肉體與心靈之間的矛盾,不僅揭露與批判了極左路線對人性的摧殘,而且從深層探討了人性與社會性之間的對立與矛盾,這是建立在人道主義層面上,對人生意義與人文價值的整體關懷。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時期的朦朧詩的出現(xiàn),不僅體現(xiàn)了年輕的詩人想沖破過去僵死的文學創(chuàng)作模式,重新恢復文學的神圣地位,而且也表達了年輕詩人們要求獨立表達內心世界的強烈愿望。于是,人性,作為支撐文學發(fā)展的重要支柱,在這一時期變得粗壯起來。
三、人性在當代文學中的發(fā)展市場經濟的深入發(fā)展,我國工業(yè)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對物質生活的追逐日益成為人們生活的動力。這時,人生意義與人的價值在掙脫了階級斗爭的束縛后,又一次受到物質利益的沖擊。人們對物質的追逐成為人生之第一要義,人們生理官能上的滿足成為人們生存的動力。這時期的人性、人生意義、人的價值、人如何從物質生活中提升到精神生活等問題,已經不再引起人們的關注。換言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喚起了人們對利益的追逐,對現(xiàn)實生活的關注。這種對現(xiàn)實經驗的關注在一定時間內取代了對未來理想的追求;對生理體驗的關注限制了對想象力的塑造;對生理官能的滿足阻止了內在生命的激情;對個人、集團利益的關注阻礙了人生意義的升華。最近幾年,文學創(chuàng)作中,作家們更多地貼近現(xiàn)實,更多地關注了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柴米油鹽等生活的細節(jié),并一度限制了精神的向上飛揚。一時間,經濟的繁榮淹蓋了社會悖論的客觀存在,時代的尷尬充斥于社會之中,人們在無奈之中麻木了靈魂。正如希爾所說:“我們掌握了謀生的手段,卻不懂得生活的真諦;我們讓年華付諸流水,卻不曾將生命傾注其中。……我們擁有的財富越來越多,道德品質卻日益淪喪;我們可以征服外部空間,卻懾于走進內心世界。”在經濟高速發(fā)展的今天,與物質財富日益豐富相伴隨的,是人們在失去自己內心世界的意義,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生命的價值與方向,人們變成了無根的浮萍,在物質利益的洪流中隨波逐流。人們眼前的一切,充滿了矛盾與悖論,人性的分裂、人與社會的對立、人與自然的對抗,一直困惑著富裕起來的人們。人們如何克服眼前的一切,恢復理想的和諧,這一責任又一次交給了理論界與文學界,我國理論界又一次發(fā)出了人文關懷的呼聲。然而,這一呼聲在機器的轟鳴聲和人們的高聲叫賣中,顯得是那樣的微弱,以至于只有少數(shù)知識分子聽到了這一聲音。文學作品大多流于對人們現(xiàn)實生活層面的客觀描寫,只有張承志、張煒等少數(shù)人,以他們的《心靈史》、《九月寓言》等作品,弘揚傳統(tǒng)精神與理想主義,要求人們抵御著世俗的一切,追求心靈征服的巨大沖動,并用宗教式的情感守護著心靈的堤壩。人性的張揚在當代文學中又一次處于艱難的狀態(tài),人性中的自然性與社會性又一次分裂了。與五四新文學運動不同,這次的分裂,人們更多關注的是生物學意義上的人性,他們把感官上的快適,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驅動力。應該說,這種做法嚴重損害了人性的精神特質,也影響到文學對歷史的宏大敘述。莎士比亞借哈姆雷特之口,對人的贊美,對人性的歌頌,應永遠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精神資源。“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貴的理性!多么偉大的力量!多么優(yōu)美的儀表!多么文雅的舉動!在行為上多么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天神!宇宙的精華!萬物的靈長!”我們期待著人們的覺醒、文學的振興、人性之光再一次推動文學的發(fā)展。[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錢理群.沈從文《看虹錄》研讀[J].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2):254.[4]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論文資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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