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帝國的語言》這本書中，作為一個二戰(zhàn)期間生活在德國并幸存下來的的猶太裔語文學者——維克多·克萊普勒，提出了一個振聾發(fā)聵的問題：什么是希特勒之流最強大的宣傳手段？

作者從一個語言學者的角度，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并結(jié)合在戰(zhàn)時對周圍人的觀察和最終整理出來的日記內(nèi)容，得出了一個極為深刻的結(jié)論——希特勒在用集中營殘忍對待猶太民族的時候，也并沒有放過德意志民族，他用“貧瘠”且“狂熱”的語言，牢牢地控制了整個德意志民族的思想。

語言對于人類有著一種獨特的地位，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語言為我所用，把語言當作思考和表達的工具，同時人們聚在一起通過習慣的表達也在不斷的改變著語言的形式。

但另一面，我們卻很難察覺，語言實際上會“反客為主”，幾乎沒有能夠脫離語言的思考，語言是工具沒錯，但它也是我們僅有的工具（藝術(shù)可能是個特例）。古話講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如果家里只有一種青菜，也很難做出滿漢全席來。從這個角度來看，語言已經(jīng)超越了工具的屬性，即是表達的媒介載體，又是思考的框架邊界。

希特勒并不是歷史上第一個試圖操控語言的野心家，必然也不會是最后一個?！兜谌蹏恼Z言》為世界解開了希特勒在戰(zhàn)爭之外的另一個秘密，其目的不僅僅是記錄和反應那個時代的苦難，也不斷地提醒后世的人，與很容易發(fā)現(xiàn)的人身不自由相比，控制思想的行徑更難以被察覺，習慣性的思考會讓人過于依賴語言這個工具，而無法超越語言做出更加深刻的反思。

“教養(yǎng)之語言，為你吟詩和思考”

《第三帝國的語言》中是這樣直面這個問題——

什么是希特勒之流最強大的宣傳手段？是希特勒和戈培爾的一個個演講？是他們對這個或者是那個事物的闡述解說？或者是他們反猶、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蠱惑？

毫無疑問不是的。因為對于很多東西，大眾都是懵懵懂懂的，不知所云的，希特勒永無休止的重復也令他們喪失興趣……不，納粹最強大的影響力不是來自一個個演講，也不是通過大量的文章或者宣傳單、無數(shù)的標語牌或者旗幟實現(xiàn)的，它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必須有意識地思考或者有意識地感受才能吸收接納的東西。

納粹主義是通過那一句句話語、那些常用語、那些句型潛入眾人的肉體與血液的，它通過成千上萬次的重復，將這些用語和句型強加給了大眾，令人機械地和不知不覺地接受下來。

人們習慣從純美學的、平和無害的角度理解席勒的那句詩“教養(yǎng)之語言，為你吟詩和思考”，而用一種“教養(yǎng)之語言”吟作一個成功的詩句，尚無以證明其創(chuàng)作者具有詩人的力量；用一種高度文明化了的語言賦予自己一個詩人和思想家的神態(tài)，并不是一件太難的事情。

然而，語言并非只為我吟詩和思考，它也導控著我的情感，駕馭著我的全部心靈。我越是想當然地、越是無意識地將自己交付給它，就越是如此。而假如這個教養(yǎng)之語言由毒性成分組成，或者被控制成毒性材料的載體了呢？

言語有如微小劑量的砷：它們不知不覺地被吞食了，似乎顯示不出任何作用，而一段時間以后這種毒性就會體現(xiàn)出來。一個人如果長時間地言說狂熱，以為這就是英勇和道德，最終他就會真的相信，一個狂熱分子是一位有道德的英雄，沒有狂熱的激情，就無法成為英雄。

……第三帝國的語言里，很少有自產(chǎn)自銷的詞語，也許、甚至基本上可以說根本沒有。納粹的語言很多時候都可以溯源到國外，其余部分里最主要的是從希特勒時代以前的德語里接收下來的。

但是，納粹語言改變了詞語的價值和使用率，將從屬于個別人或者一個極小的團體的東西變成了公眾性的語匯，將從前一般的大眾語言服務于他們可怕的體制，令其成為他們最強大的、最公開的、也是最秘密的宣傳蠱惑的手段。

揭示第三帝國語言的毒性，以此警示人們——我相信這不僅僅是好為人師之舉。懷有虔誠信仰的猶太人，當他們認為一件餐具已經(jīng)淪為宗教意義上的不凈之物之時，他們便會把它埋入地下，以清潔之。我們應當將納粹語言中的很多詞語置入群葬墓坑，長時間掩埋，有一些要永遠掩埋。

基本特征：貧瘠

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弗朗茨·博厄斯于XXXX年出版的《北美洲印第安手冊》中提到，愛斯基摩人語言中表示雪的詞語就有幾十種，諸如aput(“雪在地面”)，qana(下落的雪)，piqsirpoq(堆積的雪)，和qimuqsuq(飄動的雪)，mauyak(軟的雪)等等。

而相對于愛斯基摩人對雪的豐富想象力和描述，克萊普勒總結(jié)納粹語言的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貧瘠”，這種貧瘠不僅是體現(xiàn)在語言表皮的詞匯層面，更是深入到語言骨髓的法則層面——

這種貧瘠的原因似乎一目了然。人們以一個徹頭徹尾組織嚴密的暴君體制進行監(jiān)控，生成要保證國家社會主義的學說在每一點上、同樣也在其語言上保持原貌。以教皇的審查為樣板，在那些與黨有關(guān)的書籍的書名頁上寫有如下字樣：“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勞工黨對這一文稿的出版不持異議。旨在維護國家社會主義的黨務監(jiān)察委員會主席?！?/p>

只有屬于帝國文獻協(xié)會的人才能發(fā)表言論，所有的報刊只允許發(fā)表一個中心站交付給他們的東西，頂多只能對文本做極為謹慎的微調(diào)，因為它與各個方面的密切相關(guān)——而這個微調(diào)也只局限于更換一下陳詞濫調(diào)，所有人必須沿用的固定的陳詞濫調(diào)。

在第三帝國的后期形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每周五的晚上，在《帝國》周報出版的前一天，柏林電臺都要播送戈培爾（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最新的《帝國》文章，這樣每一次就從思想上確定了所有納粹權(quán)力范圍內(nèi)的報刊到下一周該寫什么。

于是少數(shù)的個別人就在為全體人民提供著唯一通行的語言模式。是的最終可能就是這個唯一的戈培爾，是他在左右著這個持有通行證的語言，因為他不僅比希特勒講話清晰，而且在表述的經(jīng)常性和規(guī)律性方面也勝過希特勒，特別是領(lǐng)袖越來越沉寂了，因為一方面他要像無聲的上帝一樣沉默，另一方面也不再有什么決定性的東西要說了；而戈林和羅森伯格尚能找到自己的微小區(qū)別，也已經(jīng)被這位宣傳部長羅織進他的語言體系中去了。

這個小小的團隊的語言法則，甚至是這一個人的語言法則，他所施行的絕對的統(tǒng)治覆蓋了整個德語語言區(qū)域，而由于第三帝國的語言不分口頭語言和書面語言，它便有了更為決定性的影響力。

尤為嚴重的是：它所含的一切都是演講，必然是稱呼，呼喚，忽悠。在這個宣傳部長的講話和文章之間不存在絲毫風格上的差別，正因為如此，他的文章才很容易用來做激情演說，激情演說的字面意思是：高聲地、抑揚頓挫地夸夸其談，更加嚴格的字面意義是：呼喊出來。所以說這個與天下人相關(guān)的風格，就是這位鼓動者的市場叫賣式的風格。

這里，在表面的原因底下，一個導致第三帝國語言貧瘠的更加深層的原因浮上了水面。這個語言之所以貧瘠，不僅僅因為每個人都不得不向那個同樣的榜樣看齊，而且首先是由于它在自我選擇的限制中，完全只將人性本質(zhì)中的一面表達了出來。

每一種得以自由行為的語言，服務于一切人性的需求，服務于感情，也服務于理性，它是告知和談話，自語和祈禱，請求、命令和起誓。第三帝國的語言唯有服務于起誓。無論這個主體屬于什么領(lǐng)域，私人的或者是公共的——不，錯了，對第三帝國的語言來說，沒有什么私人領(lǐng)域和公共領(lǐng)域的區(qū)別，就像它對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不加區(qū)分一樣——一切都是演講，一切都是公眾的。

“你什么都不是，你的人民才是一切”。它的一個標語口號就是這么說的，這意味著：你永遠也不是與你自己、永遠也不是與你的親人獨在，你始終在你的人民的眾目睽睽之下。

所以，我想說，認為在所有的領(lǐng)域里，第三帝國的語言全然只面向意志，這也是一種誤導。因為，如果有誰呼喚意志，呼喚的總是個人，即便他是朝向由個人組合起來的全體。

第三帝國的語言完全是針對個人的，扼殺個體的本質(zhì)，麻木其作為個人的尊嚴，致使他成為一大群沒有思想、沒有意志的動物中的一只，人人驅(qū)趕著涌向某一個規(guī)定的方向，令他變?yōu)橐粔K滾動著的巨石原子。

第三帝國的語言是群體狂熱主義的語言。當它轉(zhuǎn)而面向個人的時候，不僅僅面向他的意志，而且也面向他的思維，當他在教導人的時候，它便是在傳授狂熱的方式和教唆群眾的方法。

交替沖淋，驅(qū)趕批判的理性

在第三帝國語言的領(lǐng)域里，不僅有知識型的專業(yè)書籍、大眾民俗化的文學，后者只是拿些只是教養(yǎng)的浮游物當作美人痣貼膜點綴的，而且人們還可以經(jīng)常在嚴肅的報紙上看到語言至為臃腫的文章，很多種臃腫：鉆牛角尖的，矯揉造作的和充滿神秘風格的，以及獨特的高人一等的。

舉一個例子，這幾乎是從各色的過于豐富的材料中隨意抓取的：XXXX年XX月XX日，也就是在第三帝國非常遲暮的時候，《德國匯報》仍然能騰出很大的版面，讓一個看來剛剛帶上博士帽的封·維爾德進行自我標榜。他寫了一本關(guān)于“背土離鄉(xiāng)作為心靈現(xiàn)實”的書……這本書和這篇文章的年輕作者，使用的是他的納粹專業(yè)老師的語言，這一點在這里更為重要。

它強調(diào)一種“鄉(xiāng)村民眾心理學”的必要性，教導說：“今天，人對于我們來說不再僅僅是一個自在自為的經(jīng)濟生物，而是一個由身體和心靈組成的，隸屬于一個民族的存在，是作為特定種族心靈構(gòu)造的載體行動的?！彼匀藗儽仨氌A得“對于離鄉(xiāng)潮的真實特性的貼近現(xiàn)實的見解”?，F(xiàn)代文明“以其特有的理性和清醒的意識的極端霸權(quán)”摧毀了“鄉(xiāng)民們原本締結(jié)的生活方式”……

這種強調(diào)的表述還持續(xù)了很長一段。我把它叫做在科學、哲學和藝術(shù)各個領(lǐng)域里都可以運用的深層次的納粹風格。這種風格不是從民眾的口頭學來的，它不能夠也不應該被民眾所理解，而是迎合了那些追求疏離的知識分子，順著他們的口氣說話。

但是，納粹語言藝術(shù)中最高和最具有特征性的東西不在于作兩種帳，分別給有文化和沒文化的人看，也不只在于用幾個深奧的詞語震一震大眾。其真正的作為在于無所顧忌地混合異質(zhì)風格元素——不對，“混合”這個詞不完全合適——是在最強烈的對立的跳躍力，從學者跳到無產(chǎn)者、從冷靜者跳到布道者的聲調(diào)，從冰冷的理性者跳到男人克制的眼淚流露的動情，從馮塔納式的平實直簡、柏林的不拘禮儀到信仰衛(wèi)士和預言家的激情。

這方面戈培爾是無人企及的大師。這就像交替用冷熱水沖澡時的皮膚刺激感，就是這樣強烈的物理作用；聽眾的感情——他們的感情從來都平靜不下來，總是不斷地被吸引、被推開，被吸引、被推開，沒有一刻喘息的時間留給批判的理性。

語言控制的升級——猶太人最艱難的一天

如果說，語言控制了人類百分之九十的思維，還有那尚存的百分之十的空間留給了藝術(shù)，那么納粹則通過一些符號化的滲透，徹底的攻占了人全部的靈魂領(lǐng)域，在語言控制的基礎上，升級為符號威懾，讓每一個籠罩在納粹陰影下人的思維徹底窒息。

克萊普勒在書中繼續(xù)探求——我今天有一次問自己，這個問題我已經(jīng)問了自己、問了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上百遍了：在這十二個地獄般的年頭里，什么是猶太人最艱難的一天？

我從來沒有從自己這里、也沒有從別人那里得到過另一種回答，它是：XXXX年XX月XX日。從那時開始我們必須佩戴猶太星，六角的大衛(wèi)之星，黃色的布塊，這個如今依然意味著瘟疫和隔離的顏色，中世紀猶太人的標志性顏色，嫉妒之色，進入血液中的膽汁色，必須躲避的邪惡色；黃色的布塊上印著黑色的字跡：猶太人，框在兩個套在一起的三角形線條里，由粗體印刷字母組成，每個字母的孤立狀態(tài)和過于寬粗的線條給人以希伯來語文字的錯覺。

這個描述太冗長了嗎？不，正相反！只能說我乏術(shù)，無法做更加精確、更加令人刻骨銘心的描述。多少次，當有一個新的黃星要縫上一件新的衣物時，我拿著放大鏡細細地觀察看那塊布，看黃色織物的一條條紋路，看黑色印記的不均勻之處——假如要往每一個小織格上系一個我所經(jīng)歷的黃星之苦，所有的這些織格加起來都不夠用……不，全部的小織格都不夠記錄猶太人黃星的苦澀。

在謊言背后的語言風格中，依然會暴露本質(zhì)

面對無孔不入的納粹語言侵襲，克萊普勒起初是逃避的，企圖讓自己的精神回到啟蒙的源頭，與那些曾經(jīng)對抗非自由觀念的先賢們對話。但納粹對于書籍最后的管制砸碎了克拉普勒的庇護所，讓他無奈只能直面納粹的語言控制，也鼓起了勇氣將這些控制的“罪證”碎片，用日記的方式一一收集：

正如常常會有“一個時代、一個國家的面目”這樣的說法一樣，一個時期的表達同樣被視為這個時期的語言。第三帝國的語言帶有一種十分可怕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出自它所有的生存表述和遺物：出自它豪華建筑無度的夸耀及其廢墟，出自它的戰(zhàn)士類型，那些被他們作為理想的形象定格在總是不同的、又總是相同的廣告牌上的沖鋒隊和黨衛(wèi)軍士兵，出自它的高速公路和群葬合墓。

人們總是不斷地引述塔列朗的句子，說語言是用來掩飾外交官的思想的。而正確的說法應該正好相反，一個人故意要掩飾的東西，包括他不自覺隱藏于內(nèi)心的東西：其語言會令之昭示于天下……一個人說出來的東西有可能是謊言——但是在其語言風格中，他的本質(zhì)會暴露無遺。

剛開始的時候，當我還沒怎么遇到、或者只遇到很輕微的迫害時，我就想要盡量避開他。我厭煩了櫥窗的語言，廣告牌的、棕黃色軍裝的、旗幟的語言，向希特勒致敬伸直的手臂、修剪整齊的希特勒胡須的語言。

我逃避，埋頭沉潛進自己的職業(yè)，我講著我的課，懷著一種不安的心情面對著眼前越來越空蕩的課桌椅，仿佛視而不見。我全神貫注地寫作我的十八世紀法國文學。普遍的狀況已經(jīng)夠讓人窩火的了，為什么還要讓納粹的文字來進一步破壞我的生活？假使我偶然或者是因為誤會拿了一本納粹的書，讀了第一段我就會把它扔到一邊去。街上若有什么地方響起領(lǐng)袖的或者是他的宣傳部長的聲嘶力竭的怪叫，我總要繞一個大圈子避開高音喇叭；而在閱讀報紙的時候，我總是揣測不安地盡力將赤裸裸的事實——它們的赤裸裸表現(xiàn)已經(jīng)令人寒心無比——從那些話、評論和文章的令人作嘔的混湯中打撈出來。

而當公務員遭遇清洗，我失去了我的講臺之后，我就直接想辦法把自己與現(xiàn)實隔絕開來了。那些如此落伍的、早已被每一個顧惜自己羽毛、在意自己形象和身份的人加以詆毀的啟蒙者，伏爾泰、孟德斯鳩和地墮落，一直是我的最愛……

但是很快，使用圖書館的禁令降臨到我頭上，于是我手中的生命之作被剝奪，接著我被掃地出戶，再接著就是一切隨之即來的東西，每天一個新的隨之即來的東西。這時，這根平衡桿便成了我最須臾不可離棄的器械，時代的語言成了我最大的、第一位的興趣所在。

死神易見，而魔鬼難尋

也許令人恐怖的并不是手持鐮刀步步逼近的死神，而是那些隱藏在黑暗中的隨時可能會作惡的魔鬼，如果這些魔鬼是藏身于我們思維中的那些語言元素，這種危險就會更加讓人不寒而栗。

不過納粹語言并不是人類第一次面臨的思想控制，甚至可以說從哲學發(fā)端到啟蒙之后，諸多思想家一直在努力地對抗著腦海中可能存在的惡魔，笛卡爾用他的懷疑照亮了惡魔棲身的黑暗之所，胡塞爾試圖用現(xiàn)象學中“懸擱”的方法利劍來減少那些習以為常的現(xiàn)象和“陳詞濫調(diào)”來劈開思維的頑疾（關(guān)于如何對抗語言的控制，由于篇幅問題，可以移步至《第三帝國的語言》二中）。

我們對抗語言控制的最好的辦法，就在數(shù)千年來先賢們不斷思索所累積下來的精神財富中，有了這些，我們就免去從頭思索的繁雜和費時。但，如果無法繼承這些思想，如果我們的思維被某些原因禁錮在黑暗的房間中，無法被先賢們的光輝照亮，那只需要記住兩樣東西——懷疑和理性，這就是我們手中的刀與劍。用懷疑斬開黑暗，用理性重塑光明。

雖然“不負韶華”朗朗上口，可笨拙的說出“對得起自己生命時光的尊嚴”，可能才是懷疑和最好的表現(xiàn)。

附錄：第三帝國是什么？

“第三帝國”這個概念既不是出自于希特勒，也不是來自于另外某個國家社會主義分子?？煽嫉氖沁@個概念早在中世紀末世論神學家那里就已經(jīng)存在。在末世論的教義里，繼“圣父之國”和“圣子之國”之后會出現(xiàn)“第三帝國”即“圣靈之國”。

二十世紀，關(guān)于三個帝國的如下設想被接受：“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近代“德意志帝國”（俾斯麥帝國）以及在后者消亡之后，從“種族心靈”中誕生一個“第三帝國的希望”。它首先在民族主義團體以及保守革命黨人中間流行起來。希特勒雖然對這個概念很有保留，但最終也接受了它。

《第三帝國的語言》：探究希特勒最強大的宣傳手段，及現(xiàn)世的反思（希特勒的第三帝國怎么算的）相關(guān)文章：